亚洲澳洲文献综述

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有中国、日本和印度。
目前对日研究大多围绕中日外资并购,鲜有聚焦安全审查制度,主要参考文献有李淑平的《日本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及启示》、徐立军、马安家的《日本对并购式外资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崔健的《简析日本对外资企业的有效制约》,日本事前申报与事后申报相结合的安全审查程序清晰明确,对绿地投资不事前审查更吸引外资,同时日本的救济机制较完备且透明度高。但针对目前的研究空白,应当根据中日的外资现实异同,探讨如何将日本的先进制度融入自贸区的先行先试。
目前研究印度外资安审制度的论文主要有王宏军的《印度外资制度的历史与展望》、《印度外资准入制度评析》和《论印度外资法的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岳鹰的《印度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邢政君、陈波的《印度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其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印度混合式立法导致法规不统一,安全审查内嵌于外商准入制度,程序简易明确但缺乏救济,审查标准在实践中任意扩大,但仍有部分可供借鉴。但现有研究没有分析印度与中国对国家安全、外国投资的理解及需求的差异,如何避免其制度中的缺陷,达到国家安全与外资透明度的平衡。
《中印外国直接投资制度的比较研究》中,Ajay Sharma对于中印国际透明度的一些指标进行了比较,在反腐败、预算文件开放性、司法独立性、法治程度以及公民参与权进行了比较,中国在这些方面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FDI政策中,强调外资质量以及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考量;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积极探索替代性争端解决以及事先强制性磋商调解以及专门的投诉中心等。最后,Ajay提出中国和印度不应对立,而应当在区域内进行沟通整合,创造正和博弈、惠益亚洲。
 
目前对澳大利亚外资安审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研究现有法律文件,主要参考文献有张庆麟、刘艳的《澳大利亚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张薇的《澳大利亚外资审查法律制度及应对建议》、赵海乐的《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利益——美澳外资审查比较研究对我国的启示》;第二是从中企对澳投资案例入手分析,主要参考文献有刘思源的《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我国的应对——以“国家电网收购澳洲电网案”为视角》、施明浩的《澳大利亚跨国矿业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核心标准研究》。
综合来看,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审查范围大于“国家安全”,审查范围纳入金融衍生产品权益,但实践中强调以经济手段化解外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提出了一些可供我国安审制度参考的建议,但是未考虑到如何借鉴其制度,在现有体制内解决中国安审救济问题,没有在自贸区的视角下考虑如何构建既具有前瞻性,又能够复制推广服务于全国的安全审查机制。
 《澳大利亚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对国有控制实体的经验:排外或是扩大开放?》的作者Greg Golding认为澳大利亚的外资审查制度与OECD的要求相悖,其制度设计缺乏透明度,实践中时间限制被突破,缺乏司法或行政的救济程序,并且审查范围不合理扩大至“国家利益”有违投资自由的国际社会共识(greater global consensus),应当及时调整、在决策中采纳OECD和IMF的建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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